新千年伊始，90年清华，这所中国高校的“巨无霸”，正春风得意马蹄急地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迅跑！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清华做了详尽的规划：要在什么时候，使多少个学科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多少个学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要在哪年之前，拥有多少名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大师，多少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还要让多少万平方米的建筑，在清华园内拔地而起……在所有这些物质的规划之外，还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继承和发扬清华的优秀传统。”

　　一位外国著名大学的校长说过：“一个一流大学不仅要有一流的教授和学者，有才华出众的学生和最好的仪器设备，它还必须有自己的个性，一种在传统、过去的成就、价值标准和学术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性。”(《世纪清华》第45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10月)清华提出这样的目标和口号，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是极高明的。

　　然而，清华有传统吗？

　　提出这样问题，也许会令人困惑不解。90年了，在清华园这片木草葳蕤、英才荟萃的土地上，可以称得上传统的事情不是太多太多了吗？她的学术自由、民主管理、教授治校；她的通才教育、中西会通、文理工并举；她的三育并进、全面人格、Sportsmanship与Teamwork(公平竞赛与团队精神)；她的严谨治学、严格考试、严肃纪律；以及近50年来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红又专”、“双肩挑”、“两种人会师”；工科的孤独一支、“工农兵上管改”、“六厂二校”级的革命大批判，等等。这些，不都明摆着是清华的传统吗？

　　不可否认，上述所列，无不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对清华大学的存在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些传统中，不乏闪亮的珠玑，将其串联起来，也许能成就一条璀璨夺目的“传统”之链。然而，不幸的是，这粒粒珠玑在90年的动荡不安乃至天翻地覆中没有能串联起来——有的夭折了，有的散落了，有的自生自灭了，有的被抛弃了，我们不得不面对走过漫长岁月的清华园凄然地发问：清华的传统在哪里？这决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危言耸听，君不见，如今在谈论清华传统的言论和文章中，可以找到的纵贯90年的东西，充其量也不过是“学风严谨”吗？令人遗憾的是，就连这四个字也禁不住历史的拷问——除非将十年浩劫付于忘川。

　　即便如此，也让人心酸——“学风严谨”，这仅仅是一所稍稍像点样子的学校必备的素质，用这样的泛泛之言来概括那本当是个性鲜明、内涵丰富、人所共识、世代相传的传统，不是太可怜、太单薄、太苍白了吗？谁都不愿相信，清华的传统是如此地贫瘠，谁都希望，泱泱清华留下来的不是无奈和尴尬。然而，清华的历史就是这样，而传统永远无法脱离历史而存在。

　　清华大学缘于1909年(宣统元年)9月设立的游美学务处肄业馆，由当时的外务部与学部共管。1910年12月，外务部、学部奏请宣统改名清华学堂，并于次年(1911)4月获准。自此，清华大学的校历正式开始。不过，在1925年添设大学部之前，清华仅仅是一个留美预备班。虽然时任校长的曹云祥认为学生的程度已经相当于美国大学二三年级，而且自留美学务处设立以来的这些年里，诸如梅贻琦、胡适、蒋梦麟、竺可桢、郭秉文这样一代学人从清华学堂走出去，又从美国走了回来，并成为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巨人，但作为清华学堂，她“之成立，实导源于庚子之役……不幸之中，清华独幸而获受国耻之赐。既享特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第3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这个“义务”就是向美国派送留学生。为了适应这样的义务，她的历任校长清一色的都是外务部的官僚；她所设的科目和援用的教授方法，都是使学生可以直接升入美国大学；她所关注的，是如何了解异邦的风俗习惯，以便学生出去后对美国的生活有所适应；这些无论如何谈不上是一般的大学教育。

　　这期间，于1911年和1914年先后制定了《清华学堂章程》与《清华学校近章》，虽说是“参合中国及美国中学以上办法”，但从它的入学年龄(12岁)、学程(8年)和所设科目看，大体相当于略高于中学的水平，或者是介乎于中学与大专之间，有些不伦不类。有人认为，这两个章程包罗了从宗旨、学程、课目、入学、考试、收费、毕业乃至体育卫生等内容，因此它领先将教育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其实不然，自1901年清朝开始宪政改革以来，从美、英、日、德、法等列强，移植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其中就有《学堂章程》，清华的章程顶多加了点比较具体的中西合璧的内容。

　　而且，由于清华学堂(学校)属学部与外交部共管，两部对清华的着眼点也多有不同，加之军阀连年混战，政府不断改组，清华校长也跟着走马灯似地更换，从1911年到1928年，10年间竟然换了17任，任期短的只有三个月，多数不到一年，有的甚至没有到任就被学生拒绝，所以有“清华为十余年来内讧外伤连年交迫之国耻纪念碑”(《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第3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之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华学堂能够维持下来并在清华园内修葺庭院、建造楼宇、整治山石草木、溪流水泊，形成了绵延恒久的清华景观已属难能可贵，至于要她在高等教育领域有什么更大的建树，要她给后人遗留下来什么可兹借鉴的东西就真有些勉为其难了。

　　在清华园，真正称得上缔造传统的校长，当推罗家伦、梅贻琦和蒋南翔三位。

　　1928年8月，国民党政府接管清华园，清华正式被命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同时任命罗家伦为校长，因此，认真地说，罗家伦是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

　　据当时进入罗家伦“四人班子”的冯友兰称，罗家伦在清华办了四件大事：第一，提高教师地位，清算了外交部官僚重职员轻教师的“传统”；第二，提高了中国课程的地位，得以与西洋课程同等对待；第三，降低了洋人的地位，中国教师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第四，开解女禁，招收女生，在全国各大学中开了个先例。冯先生认为这四件事，是清华乃至中国学术走向独立发展道路的开端。(《世纪清华》第31、3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10月)

　　客观地说，这四件事的确带有一定的开创性，特别是使清华名正言顺地跨入正规大学的行列，但是冯先生的上述赞誉，它却当之有愧。事实是，罗家伦的这些创举并没有取得清华师生的认同，以至罗家伦在清华园没有待满三年就“请辞”而去。

　　关于罗家伦的辞职有各种说法，比如蒋介石在与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事中失北，罗家伦不满于清华基金管理体制，等等，这些都可能是原因之一、之二，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罗家伦的这些事绩都是夹杂在他所推行的“党化”教育中进行的。

　　下面摘录一段当时学生对罗家伦的写照：“罗家伦前年宣誓就职的那天……宣布了四大化的演辞。当时我听着还觉得有点意思，虽然有一点夸大和吹法螺的语气，不过出了大礼堂就听到了许多讥笑的言谈。罗氏就职之后好像使我们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要从军事训练上，实行他的纪律化(四大化之一)的政策。于是马大队长也请来了，制服也做好了，组织大纲也宣布了，在初次下操的那天，罗先生好不耀武扬威地、挂着武装带，登着大皮靴，‘达、达’地在操场走来走去检阅我们这一群毫无兴趣的小兵。这个时候，大家以为罗先生真正想要把清华大学改成一个兵士训练学校了。并且在宣布军事训练规章时，同时宣布了很多的规章，什么‘立正’、‘小过’、‘大过’……等的罚规很多。这些严厉的罚规，并不能使我们这几百个学生帖耳顺服，反而使我们对于他发生了很深的厌恶心，因此罗先生来校不久，就得了不少不名誉的绰号。”(《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册第8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

　　少年(时年31岁)气盛的罗家伦，在推行为“党国培养建设人才”的“党化”教育过程中，常依仗自己担任过蒋介石幕僚，惟我独尊、颐指气使，自然招来了许多怨谤，以至在清华园酝酿出驱罗风潮，加之蒋介石在华北的失势，罗家伦只好收起自己在清华园开拓一番新天地的雄心壮志，黯然而去。罗家伦自清华去职一年半后，担任了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长，把一个解散后恢复的大学搞得有声有色，显示了他的办学才能，也许正是清华园的遭遇让他成熟起来。罗家伦之于清华是有功的，他尽速离开清华也是有益的——给梅贻琦留下了更多的时间与空间。

　　罗家伦走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清华园又相继发生了“拒乔(乔万选)”、“驱吴(吴南轩)”风波，其中蒋介石亲自遴选的吴南轩(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主任)居然演出了一场挟持清华校印，躲到东交民巷遥控清华的闹剧。在此期间，清华学生会一再发表了清华校长人选标准：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能发展清华；5.声望卓著。这样苛刻的条件自然使不少人望而却步，执掌清华之任最终只能落在梅贻琦身上。

　　1931年12月，梅贻琦主政清华，而且一任17年之久，这是关键时期的众望所归，更是他人格魅力学识造诣的水到渠成。梅贻琦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是清华学堂首届赴美留学的学生，1909年10月赴美，1914年自美国吴士脱大学毕业，1915年到清华任教，1925年作为物理系“首席教授”被教授会选任教务长。他洞悉国情，深谙清华底里，熟知美国教育的好与坏，并得益于其师张伯苓新鲜的中国办学经验；加上他作风民主、谨言慎行、务实而不张扬，因此得以兼容古今、会通中西、博采众长，把在清华园已经孕育、实施多年的东西，加以修订补充，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清华在这个时期的成绩是显赫的，将其说成为清华历史的辉煌甚至鼎盛时期也不过。看看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学生吧：钱钟书、曹禺、林庚、乔冠华、王铁崖、赵九章、王竹溪、季羡林、吴晗、夏鼐、钱伟长、彭桓武、费孝通、吴恩裕、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段学复、林家翘、邓稼先、朱光亚……我国现代学界泰斗几乎囊括其中！而与我们沾点边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也是从梅贻琦主持常务的西南联大走向世界的。

　　这样成绩的取得显然不是偶然的，它正是多少年来的清华教育经验的结晶，要说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总结，最闪光的当数这么几条：

　　一是“学术自由”。梅贻琦上任之时，正逢国民党推行三民主义教育的高峰，但他不仅不照本宣科，重复“党义”，而且总是尽可能将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干预排除在外，为师生保留了一角自由清新的学术天地。他常鼓励学子“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从，不要躁进”；他把“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作为学术自由的原则，并认为要实现大学“新民”(改造社会)的重任，则“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制”，他还旗帜鲜明地指出：“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及或有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胥于是奠其基矣”。(梅贻琦：《大学一解》，转引自《中国高等教育史》第352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2月)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与闻一多、吴晗、潘光旦“谈政局及校局颇久”后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这一思想的总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所以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清华人物志之三》第1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

　　二是“民主管理”。梅贻琦自1925年被选任清华教务长，即致力于学校管理的民主化、制度化。做一校之长后，不但没有大权独揽，而且不顾其权利必然要受到削减的可能，“变本加厉”地完善了清华前期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确立了“评议会”、“教授会”和“校务会”的地位，把学校管理纳入既有权力制衡，又有功能配合的法治轨道。朱自清教授当年是这样评价梅贻琦的：“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十八年……但是，这个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的话。梅月涵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同仁觉得学校是我们大家的，都有一份儿。”(朱自清：《清华的民主制度》，转引自《清华人物志之三》第1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梅贻琦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吾从众”，并且把自己称为京剧里的“王帽”，意思是，虽然锦袍玉带，前拥后呼，其实并非主角。这些话并不仅仅是梅贻琦的自谦，而是真正将自己纳入了民主管理的体制之中。尤其在西南联大时期，所谓“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联大纪念碑碑文”，引自《清华人物志之三》第1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正是得益于民主管理这一原则的贯彻，才使得具有不同历史、不同学风、不同人物的三所名校，成为非常时期人才辈出的洪炉。

　　三是“教授治校”。梅贻琦对教授的尊重是有口皆碑的，近年来他那句“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更是不胫而走。梅贻琦之尊重教授不仅仅是注重他们作为“匠”作用，即所谓教书育人的工具；而是特别注重于“师”的作用，使教授在确定学校大政方针上有职有权，并用制度将这一不可或缺的作用，纳入了学校管理体制，简而言之，就是教授治校。有了这样的“政策”，一时间清华园里大师云集，下面是1936年清华部分教师名单：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俞平伯、余冠英、吴宓、叶公超、金岳霖、贺麟、张岱年、吴晗、吴有训、叶企孙、赵中尧、任之恭、周培元、熊庆来、张奚若、顾毓秀、施嘉炀、戴芳澜……有了他们掌舵，清华何愁不得发展？在他们的悉心调教下，清华何愁出不了好学生？

　　四是“通才教育”。当时考进清华的学生都会与录取通知书一起接到一张通告，告知，“本校第一年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工学院分院不分系”。这是清华进行“通才教育”的一大举措。这样独树一帜的做法在当时也是众说纷纭的，有人把它与“专业教育”对立起来，认为通才教育就是“万金油”；有人甚至称它为“(游美)预科之借尸还魂”。但是梅贻琦坚持下来了，其后果正如当时辩论中拥戴者所说的那样：“虽然同其他大学同年级的课程比较起来，似乎有点相形见绌，然而最后的结果，我们是绝对不弱于他们”。梅贻琦的主张与专业人才的培养毫无相悖之处，相反，当时的清华对各院系所规定的必修课的学习是极其注意的，她曾明文规定，凡必修学程不及格，须于次年重修，隔年重修者，不给学分，而没有学分是无论如何是拿不到毕业文凭的。当年每逢毕业时节，总有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的清华应届学子因此向隅而泣，可见通才教育决不是懒者的天堂。它的真谛，是把所有学生作为“人才”来培养，给予人文、科学诸方面的教育，而不是“制造”犹如“机器”般的专才。

　　以上所举四端，如若假以时日，足以锻造出绵延恒久的清华传统来，但遗憾的是，历史给予梅贻琦和他那一代教育家的时间不仅太短，而且是那么的兵荒马乱。外战八年，内战三年，开头的六年，也是在内外战交织中度过的，用清华后任校长蒋南翔当时的那句名言说，“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转引自《蒋南翔文集》上卷第7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以至梅贻琦们不得不辗转跋涉数千里，到西南边陲的昆明、蒙自去支撑教业。

　　下面节录两段当时清华园和西南联大的情景，其时的困苦与艰难即可略见一斑：

　　“清华园仍为敌人占作伤兵医院……图书馆之出纳部分为会客室，阅览室为食堂。书库内藏书，西文书之贵重部分被掠一空，运往敌国；中文部分近年出版之各种期刊，悉遭焚毁。其他中西典籍，于去秋扫数移至伪北京大学，于是插架琳琅之书库，已告一空矣。生物馆之东半已沦为马厩，后进课室，为酒排间。化学馆所受摧残最烈。工学院全部机器，被运去南口修理厂，专供敌人修械之用。新南院住宅区，竟成妓馆。旧工友零散，留者仅二人，旋被逼一再输血，死于非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册，第3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

　　“去年八月十四日，联大自建校舍遭敌机大批轰炸，落弹至数十枚之多，其间凡常委办公室及事务组、出纳组、图书馆书库一部分、理院试验室数间均被炸平，学生宿舍亦有四分之一被毁……去年八月十日至十五日为敌机进袭昆明最猛烈之时期，而十四日一日似专为摧残我联大而来……”(《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册，第3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在这次轰炸中，清华在昆明的办事处落弹甚多，梅贻琦与家人所住院落“直接中一巨弹，至全部倾圮。”

　　虽然在同仇敌忾的精神的支撑中，“校舍被炸之下，弦诵之声，未尝一日或辍……”但毫无疑问的是，当时那些教育精英们不得不把大宗的时间、精力用于应对这样惨烈的灾难，以至难以在教育、治学、研修方面再有高深精尖的建树。

　　外战尚未熄灭，内战的烽火早已硝烟四起，西南联大从大后方冶炼抗日英才的洪炉，转而成为国共斗争前沿的“民主堡垒”，梅贻琦们还没有从“刚毅坚卓”(西南联大校训)的抗日教育中腾出手来，又陷入了上下周旋，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梅贻琦在抗战胜利前夕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说一句‘幸告无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册，第4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人们可以告慰这位老校长的，是他终于“功德圆满”地将清华这艘船好好地开回了清华园。不过，历史对梅贻琦太过吝啬了，以至无缘在他的“涉世三十三年的母校得以从新奠定于清华水木之间”后，与同人校友一起，使清华“有一番簇新的发展”。他或许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每每读到这段平实无华的文字时，总令人倍生凄然。

　　1948年12月14日梅贻琦与清华园诀别。还有十五天，就是他虚岁60寿辰，据说，吴晗等清华校友从解放区发回电报，一面为校长贺寿，一面劝他留下；同学们甚至还组织队伍到校长住处齐呼挽留梅校长的口号。但梅贻琦没有留下，他还是走了，他是只身离开清华园的，然而，他似乎带走了一切。在梅贻琦走后不久，他所代表的那个清华就被冠以“旧清华”的代号写进了历史的长卷，那一串没有来得及锻造成链的珠玑也随着散落尘埃。

　　梅贻琦的后任，是他的1932届的学生蒋南翔。

　　蒋南翔于1952年岁末来到他阔别17年的清华园时，“拉郎配”似的“院系调整”已经基本完成，清华在这次调整中虽然有进有出，但曾经“三擎天下”的文、理、工被调整出去两擎，剩下的一擎也被按照苏联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划分成知识面极其狭窄的专业，以适应高速度地培养将(匠)才的需要，一向被称颂为清华支柱的“文、理、工并举”的局面连同她的“通才教育”至此彻底终结。作为教育家的蒋南翔虽然对此颇有微词，而且在他的努力下，清华保持了多科工业大学的模式，没有被“专家”改造为单一的土水建工程学院。然而，就改造旧清华而言，作为革命者的蒋南翔，也认为这样的教育革命仅仅是开始。

　　蒋南翔不愧为一位无私的革命者，他对自己母校的评价和定性旗帜绝对鲜明，他曾斩钉截铁地说，旧清华就是“一所打着国耻烙印、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的封建买办的贵族化学校，一所亲美、崇美、媚美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学……”(《蒋南翔文集》下卷第84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这样的大学，自然比起他所认为的那些“为统治阶级服务”、“放任、放纵青年的个性”、“教育的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先生愿教什么就教什么，学生愿学什么就学什么”的旧中国的大学还要恶劣得多，因此，1952年12月31日，他在清华教职员工及学生代表欢迎他就任清华校长的会上，开明宗义地道出了自己主政清华的纲领：“清华大学当前迫切的任务是要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地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大学。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必须经过艰巨复杂的斗争。”(《蒋南翔文集》上卷第43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至今令人不甚明白的是，为什么蒋南翔对清华乃至我国近代高等教育采取如此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与他自己在民主革命时期指导全国学生运动时的观点和立场也是大相径庭的。他曾于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论当前的学生运动”，在那里，他热情地讴歌了辛亥革命以后我国大学教育的“辉煌产物”、“深厚传统”和“宝贵的精神遗产”，他写道：“我国自民国初年开始创立正规大学以后，在蔡元培先生的苦心创导下，就在全国大学教育中相当普遍地培植起自由研究的学术空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这种自由研究自由讨论的学风，对于多少世代以来蜷伏在封建枷锁下面的我国落后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曾尽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五四’以来在我国思想中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几次大论战，如文言与白话的论战，‘科学人生观’的论战，以及‘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等等，无一不是学术自由下面的辉煌产物。假使说自辛亥革命以后我国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的话，那么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自由’的深厚传统，应该是其中之一。这是我国教育事业上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加以尊重。”(《蒋南翔文集》上卷第16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然而曾几何时，当他走上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导岗位时，这些估计、评价和称许全然不复存在了。

　　蒋南翔所领导的“新清华”，对“旧清华”的否定的确是十分“干净彻底”的。笔者是1954年秋进入清华园就读的，除了山水、树木、楼宇之外已经很难寻觅到旧清华的踪迹，这里举两个小小的例子就可略见一斑了。在第一教学楼西北，有一方立有石碑的空地，是学生们时常流连的处所，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谁也不知道那尊绿苔斑驳的石碑竟然是王国维的纪念碑，而王国维又曾与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一起并列为清华园名噪一时的国学四大导师！至于梅贻琦的名字，也很少有人知晓，笔者也是从一次课间的窃窃私语中有所闻的，因为那堂课的老师，正是回国不久的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

　　由于把对旧清华的否定提高到了清算“资产阶级旧的教育传统”的高度，所以政治运动就成为最有效的肃清流毒的方式方法了。

　　1935年毕业于旧清华、曾在新清华担任过教务长和副校长的钱伟长，1993年撰写了他的“八十自述”，其中有这么一段：“我主张大学教育应以打好基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工科的学生要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不能设想许多知识都要在学校里由教师一一讲过，因为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科技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更新着，学生更需要具有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认为工程师必然是在长期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锻炼成长的，不可能在大学的‘摇篮’里培育出来。”(《清华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五辑，第7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毋庸讳言，钱先生这里阐述的主张，的确“渗透”着旧清华那种“通才教育”的想法和观点；而且，当时钱先生正值壮年，话锋文锋都不像现在这般温和，特别是那句“工程师……不可能在大学‘摇篮’里培育出来”的话，与当时新清华把自己作为“工程师的摇篮”的目标，更是有些针锋相对的味道。不过，无论话语如何的针锋相对，或者由此而引发的矛盾需要多么语重心长地来谈(1957年有媒体以“语重心长谈矛盾”的标题来报道钱伟长的上述想法)，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它属于学术范围，应该而且必须通过自由的学术讨论来解决。然而，此时的清华园已经容不得学术自由了。钱伟长继续写道：“(这些主张)当时不合乎时兴的社会潮流。因此，在清华大学里引发一场历时3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为了回答各方面的责难，我在1957年1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接着就是1957年6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1级降为3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工。”(《清华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五辑，第7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

　　当年遭此厄运的远非钱先生一人，那些抱怨教授干杂活者、声言有职无权者、提倡独立思考者、主张借鉴MIT(麻省理工)者、非议苏联专家者、长叹往昔如何如何者，都被一一扣上鼓吹教授治校、鼓动旧清华借尸还魂、鼓噪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帽子，最终归结于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划入资产阶级右派的行列。自此，那些在旧清华经过多少年的孕育、滋生、繁衍和逐渐趋于成熟的有益的思想和做法，就如此这般地在接踵而至的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被荡涤得干干净净。

　　诚然，蒋南翔在领导新清华肃清旧清华英美资产阶级教育传统的过程中，也在不同场合谈及继承的问题，但多是泛泛而谈，惟一比较具体的，是这样表述的：“……我们也不否认旧清华在严格要求等技术性方面有可取的地方，要批判地加以继承……”(《蒋南翔文集》下卷第87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笔者无法猜度蒋南翔对这些“技术性方面”加以“批判”的具体所指，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蒋南翔对旧清华保持“严格”的手段或者后果——高淘汰率，绝对是不认同的。他屡屡告诫说，在社会主义的今天，绝对不可效法。旧清华的淘汰率的确很高，举蒋南翔所在的八级为例，入学学生人数(包括历年插班生)为384人，而毕业时还剩243人，淘汰141人，淘汰率高达37%！新清华的精确的淘汰率不得而知，按一般大学而言，在千分之几的数量级上；现今，有的清华在校生坦然承认：“四年级本科只读了‘一两本’专业书，还都是在一二年级看的，早就忘得一干二净。”(《水木清华》第371页，中国物资出版社1999年1月)因而屡屡有人呼吁：中国高等教育再不改变“进门难死，出门易”的现状，将难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即便是在“共识”最多的“严格”这一点上，新清华与旧清华也并不是“接轨”的。新清华根本不把旧清华的“严格”当作“蔚然成风”的传统来继承，而仅仅视为必须“批判”后才可“继承”的“技术性方面”。因此，在本文开始，笔者曾提到的、世人谈及清华传统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学风严谨”在新、旧清华之间也没有多少传承关系。

　　新清华的历史已经超过了旧清华，那么，她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了吗？

　　冠以“新”的清华的这50多年间，学校的地理规模至少翻了一番，人员更有了数倍于旧清华的增长，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也作出了堪称巨大的贡献。这50多年，除了上述的“院系调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蒋南翔主政的13年半，“文革”及其余韵12年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时期各有“建树”，这三个时期也互为否定，以至难以形成一种人所共识的、绵延传承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模式来，在这一点上，新清华甚至比旧清华更为捉襟见肘。

　　蒋南翔主政清华园以来最为关心的，是他的学生们的政治方向，他曾赞同过“红是正负号，专是绝对值”这样的口号，并说，一个登山队员，如果政治不好，就会知难而退；一个航空员，如果政治不好，就会驾机逃跑，以此比喻来鼓励和警戒他的学生。与此同时，他也曾为他们精心设计政治课，并亲自走上讲台，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自然辩证法》，切望从理论的层面上端正学生们的世界观，从而解决在政治的大风大浪中正确把握方向的问题，总之，蒋南翔在这方面真可谓用心良苦。

　　蒋南翔在清华园可意追求的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专业人才，是追求人才的专业化与政治化的高度结合，在这方面，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提出了“双肩挑”和“两种人会师”的口号；他首创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更成为其它高校学生政治工作制度之滥觞。

　　必须指出的是，蒋南翔所提倡的“双肩挑”和“两种人会师”，虽然概念上不外乎“一个肩膀挑政治，一个肩膀挑业务”和“政治干部与业务人员的结合(会师)”，但与后来遍及大、中、小学乃至各行各业的“又红又专”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对一般人的基本要求，而前者则是要培养具有特殊素质的人才。“又红又专”犹如一座新型人才的金字塔，它的尖端就是“双肩挑”，而政治辅导员正是“双肩挑”的必经之途。

　　据记载：“1953年一二月间，从三年级学生中首次选拔25名政治辅导员。蒋南翔亲自逐个审查学习成绩，不是优良的就不要，并在他家亲自主持第一次会议，鼓励大家‘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生有益’。随后，每年都从高年级学生党员中选拔一些新辅导员，补充学生的政工干部队伍。后来也有一部分辅导员由青年教师中的党员担任。”《北大与清华》第536页，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出版社1998年4月)蒋南翔对政治辅导员不仅事必躬亲，而且钟爱有加，他要求学校行政部门说：“他们(政治辅导员)毕业的时候，学校可以负责向人事部门介绍，分配给他们最好的工作。”(《蒋南翔文集》上卷第47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同时，蒋南翔也明确反对过“只红不专”和“先红后专”的时髦说法，也曾多次对党内干部说，“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培养出一批国际有名望的专家。我们能否培养出林家翘这样的科学家？培养不出来，我们只好承认领导失败。”(《清华人物志之三》，第5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

　　但是，无论就“红”的目标，还是就“专”的目标而言，他并没有如愿。

　　“文革”时期的清华，是新清华最为“风光”的历史时期。从这里找到了打倒刘少奇的第一个突破口；从这里杀出了第一支“红卫兵”；工农兵从这里踏上了对大学“上管改”的历史舞台；“蒯司令”、“梁效”、“六厂二校”……新清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出成果，出经验，出人才”！

　　“文革”对蒋南翔的否定，要比蒋南翔对梅贻琦的否定来得更彻底，他主政新清华的13年半不仅被指称为“十七年黑线”中的最黑，他本人也被列入“黑帮”的另册；当年肃清梅贻琦流毒的时刻，毕竟还保留了一点礼仪上的“对事不对人”，而革命群众之对蒋南翔，则是连同他吃豆芽掐根这样纯系个人习惯的私事，也要紧抓不放，作为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靶子来抽打。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来说，这些考验他是经得起的，即便随后身陷囹圄，他也无悔无怨。1969年中秋，被“监护”的蒋南翔自吟《钗头凤》一首，表明了他的气节：

　　月当头，又中秋，玉兔默窥庭前柳。

　　西风促，秋叶落，欲笺心事，孰诉衷曲？

　　莫！莫！莫！

　　身虽囚，心如旧，“俯首甘为孺子牛”。

　　傲霜菊，耐萧索，清寒自守，素质永笃。

　　乐！乐！乐！

　　然而，使蒋南翔墨面的，是新清华的学子们面对汹涌而来的“文革”，大都失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特别是他曾寄以厚望的“双肩挑”们，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个个都是“中坚力量”，而刚一涉水“文革”，就几乎无一例外地没顶为“五分加绵羊”的“修正主义黑苗子”，更有为数不少者竟然攀缘而上，成了“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1980年，此时蒋南翔已经离开清华大学校长岗位14年了，他对自己曾经如此孜孜以求的目标说了这样的话：“基本方向恐怕还是应该又红又专。不过十七年没有做到，口头上说是又红又专，实际做的是以红代专。这个我们应该冲破它。”(《蒋南翔文集》下卷第100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这番话应该说是对他自身工作的理性的总结了。遗憾的是，如同梅贻琦一样，历史再没有给蒋南翔回到清华园的机会，人们再无缘看到，当随后而来的经济大潮涌向清华园时，他将在清华园有什么样的“冲破”了。

　　今日的清华园，呈现出两次否定后的复归的迹象，最突出的，是人文院系的重建和“寄托的一代”(GRE，GMAT，TOEFL)的出现，而后者更令人想起清华的“史前期”(游美学务处肄业馆)。这样的选择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但它伴随着一叠声的“继承传统”而出现，就不能不令人觉得惊讶甚而疑虑了，它将要继承的是何时何代的传统？90年清华，发生在清华园里更多的是动荡与否定，除了她的水清木华之外何曾有过真正的文明的传承。

　　百年方可树人，一所以树人为己任的学校，岂只是百年可以树得起来的？环顾左右大学之林，麻省理工140年，耶鲁300年，哈佛365年，剑桥775年，牛津905年，就连我们的近邻东京大学和加尔各答大学也分别有124年和156年的历史！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建校50年时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全欧洲大概至少有五十个大学是五百年前创立的……美国独立建国不过是一百六七十年前的事；可是这个国家里满二百年的大学已有好几个。所以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怎么配发帖子做生日，惊动朋友来道喜呢！”(《胡适学术文集·教育》第294页，中华书局，1998年1月)北京大学已经是小弟弟了，何况晚他十余年的清华。清华还很年轻，她的当务之急，是实实在在地把清华园内已经写进历史长卷的、即将写进历史长卷的和生动活泼于眼前的珠玑拣拾出来，而不是沉湎于自己都说不清的传统中。惟其如此，传统才会氤氲蜿蜒水到渠成。这就是清华在向她的百年迈进时，首先应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