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学少一些官本位，就是少一些只关心脚下事情的人，多一些埋头办学的教育家，就是多一些关注天空的人，我们的未来将大有希望。

　　最近，多所重点大学更换了校长(或书记)：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出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方滨兴出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教育部农林医药教育协调办公室主任吴建伟出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高思华出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青海省教育厅厅长杜小明出任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这几位都是从政府官员职位“空降”高校。(据2月27日《天府早报》)

　　从近年来新任大学校长的情况看，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公立大学中，几乎没有从本校教师中选任校长的先例，也尚未形成从不具有行政级别或官员身份的名教授、名教育家中选任校长的机制。由于大学校长不由大学师生选举产生，也不由大学通过一定程序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公开招聘而来，而是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空降”，所以，出于一种自然的“经济人理性”，其在大学校长任上的所作所为，首先最有可能要向任命他、同时也赋予他权力合法性的主管部门负责，其次才可能谈得上向大学及大学的师生负责。

　　随着近年来大学扩招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学固有的官本位弊端似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但关心教育的各界人士对此多有诟病，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开始了认真的反思，如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去年9月在北京语言大学演讲，认为大学的官本位倾向影响了学术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就会逐步失去色彩。(据2007年9月9日《新京报》)

　　大学官本位首先表现为“人员官化”。除了校长一般由副厅级、正厅级乃至副部级官员担任，大学的行政人员也普遍多于教学科研人员，行政占用的资源多于教育分享的资源，做官的逻辑压倒了办学的逻辑，行政权成为大学的权力中心。按照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大学拥有包括学科专业设置、教学活动组织、科学研究、招生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但是在现实中，从教学内容的安排、学科体制的确定、教学体例的设定到科研立项及课题经费使用，基本上都由行政命令主导。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及其延伸到大学内部的行政部门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压抑，比政府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的干预更加有力。相应地，大学除了听命于政府机关之外，也很少受校内教职工和社会的监督。

　　2006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据2006年3月6日《人民日报》)去年3月，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培养大批优秀的教师，提倡教育家办学。(据2007年3月6日《人民日报》)按照这个要求，就要由按照行政逻辑、用行政手段办学，转变为按照教育的逻辑，用符合教育规律的手段办学；要让教育家而不是“教育官”在高校办学中唱主角，逐步淡化以至取消大学校长的官员身份，由本校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在更开放的范围内遴选杰出教育家出任校长；要逐步完善大学自治制度，除国家依法保障经费投入外，还应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形成由学校董事会主导并引入社会监督的资源配置机制。最终，真正实现由“教育官办学”向“教育家办学”的转变。“空降”大学校长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大学实现“教育家办学”的目标。期待在不远的将来，“空降”大学校长的现象越来越少，一批有丰富学识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富有建树且众望所归的非官员身份教育家担任大学校长，带领大学师生努力追求自主办学、民主治校的理想。“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温家宝语，据2007年3月6日《人民日报》)我们的大学少一些官本位，就是少一些只关心脚下事情的人，多一些埋头办学的教育家，就是多一些关注天空的人，我们的未来将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