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短波收音机，花了近20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大半个月的工资；两本专业教材被背得滚瓜烂熟，迄今仍珍藏在院士办公室的书柜里；三次高考、两次落榜，从山村代课教师到浙大化工系；高考试卷上那些充满挑战性的数学题，让一名有文学梦的少年投身数学研究……在高考来临之际，我们不妨回望这些浙籍院士们的求学之路——看看他们如何从考场上的“普通选手”，一步步走向科学之巅。
丁仲礼院士：第二次高考“弃文从理”
浙江嵊州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
丁仲礼出生于浙江嵊州甘霖镇黄胜堂村。该村坐落于美丽的剡溪南岸，是一个秀丽的平原乡村。
丁仲礼的少年时代，农村尚处在比较艰苦的时期。他除正常的学校生活外，空余时间都要参加生产队播种、插秧、耘田、收割及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正是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农活，练就了当时农村孩子那种不畏艰难困苦，不惧天寒地冻的优良品格，坚定了他的人生目标，培养了一种无畏的精神。
丁仲礼在甘霖中学读书时，一直是位文、理科皆优的好学生，他的作文常被老师刻印出来，作为其他班及低一级学生的参考范文。高中毕业后，丁仲礼经历了两次高考，第一次是1977年，他报考了文科，成绩不错，上了录取线，但是参加体检时，由于血压偏高而没有录取。第二次高考是1978年，喜欢文学的他读了作家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改报理科，结果被浙江大学录取，攻读地质专业。
在大学期间，他深知今后做好地质工作，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为此他在学校里除认真学好各种基础课外，还十分注重锻炼身体。他经常参加跑步运动，在一次全校运动会中竟取得了万米长跑第四名的好成绩。1982年，从浙江大学地质系毕业的丁仲礼，又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成为中国著名黄土专家——刘东生院士的研究生。黄土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黄土是一种历史的沉积和变化的载体，它能完整地反映出地球气候、地质变化的历史，该课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此，他走上了自己立志振兴中华，实现强国之梦的人生最重要的第一步。
徐扬生院士：“没有高考,就没有今天的我。”
浙江绍兴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1977年10月，当恢复高考的消息响彻全国时，徐扬生正在浙江绍兴乡下的一所小学里给学生们代课，那年他19岁。在全国各地的数百万准考生已经争分夺秒投入“备战”状态一个月后，恢复高考的消息才传到徐扬生耳中，而此时的徐扬生还是处于不敢相信的状态。
他在公社开证明的时候遇到波折，进考场的时候又遭到阻拦不让进。正好一位监考老师路过：“让他进去吧，这么多人来考试，估计没一个能考上的，都放他们进去吧。”
“考试每半天一次，三天共六次。每个人都考得很差，不少人交了白卷。到最后，一个考场也就二三十人在坚持，一半的人都没来。”徐扬生记忆犹新，“数学很难，当时有三道被大家诉苦的难题，好在我都做出来了。不过大家大体感觉还是都一样，就是完全没抱希望，就像是去玩儿似的。”
三个星期后，公社里通知，每个参加考试的人要去填写大学志愿。“当时大家也都不愿意填，觉得没有必要，能上大学就行。”徐扬生随手把列表中排在前三位的学校专业依次填入了自己的第一、第二、第三志愿中。后来，县里打电话通知他，说是被第一志愿浙江大学机械专业录取了。
此后，徐扬生就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他于1982年及1984年先后取得了浙江大学的学士、硕士学位，之后前往美国留学，于1989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
“恢复高考在当时真的很重要，不仅是对我个人，它也改变了几代人和国家发展的轨迹。恢复高考后的那几届考生中，许多人也都成为了社会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所以，回顾这段历史，更加说明了教育这件事，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徐扬生说。
励建书院士：“最大的驱动力，就是兴趣。”
浙江杭州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励建书如今已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谁曾想，他最初的梦想却是成为一位文学家。
中学时期的励建书，常常沉浸在数学与文学的双重世界里。他说，那时的校园生活远没有如今这么丰富，也没有这么卷，他最喜欢的两件事，就是在数学题海中找寻挑战的乐趣，在文学海洋里感受文字的魅力。学习之余，他还是驰骋在篮球场上的少年中锋。
直到高考考场上那些充满挑战性的数学题，像一束光突然照亮了他内心深处的渴望——数学世界的浩瀚，远比想象中更为深邃迷人。
1978年励建书考入浙江大学土木系，在不断学习和克服难题的过程中，他对数学的兴趣越来越浓。
他的内心逐渐笃定：自己这辈子，就要学数学、做数学研究。半年后全校的一次数学竞赛中，他一举拿下第二名，之后如愿转入数学系，从此开启数学研究之旅。
沈树忠院士：背“烂”教材、拉电线听短波学英语……
“天道酬勤”是座右铭
浙江湖州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
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浙江省高考的作文题目是《路》。当年，考场上的我相当懵懂，许久不知如何下笔。如今想来，当然可以写得深刻一些，比如人生之路。
那年我正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便报了名。那时我对高考几乎没有概念，准备的时间也很短，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之后我便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初中民办教师，教授英语。
实际上，我的英语基础非常薄弱，授课资料也很有限，只能带学生一起照着课本读。但也正是这种最基础的领读，帮助我提高了英语水平。
经过第一次高考，我明白了考试的规律，便开始下功夫，为第二年高考做准备。当年考卷上的题目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便主动向数学老师、语文老师等几位同事讨教。
第二年考完后，我并不知道考得怎样，直到收到了浙江煤炭工业学校（浙江工商大学前身之一）地质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江长广煤炭公司下属的安徽广德查扉矿，从事矿山地质技术工作，每天与煤矿工人一起下井。在煤矿上，业余时间相对充裕，我便重新拾起书本，继续学习。
因缘际会，我得到两本教材《古生物学》和《地史学》。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把它们背得滚瓜烂熟。这两本书迄今仍珍藏在我办公室的书柜里。
学习英语时，我用一个短波收音机来收听。那时，收音机大多是中波的。为了能接收到英文频道，我花了近20元买了个短波收音机，又将很长的电线接在窗户的铁栅栏上以增强信号。英语内容多为普通的科普知识，语速较慢、发音清晰。我每天听，每天背一点。后来考上研究生，在录取的六七十人中，我的英语成绩算是很好的。
1983年，我报考硕士研究生，选择了地层古生物学专业。因为我当时工作的煤矿旁边有一个采石场，那里的煤山剖面很有名。采石工人发现了很多化石，现在都已被保护起来。记得1982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和我女朋友（现在的爱人）去看了煤山D剖面。如今这一剖面已成为世界闻名的“金钉子”剖面。不过，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日后会与生物大灭绝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后来，我从中国矿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天道酬勤”是伴随我一路走来的座右铭。
我们学地质时，很多人都觉得辛苦。但现在，地质已成为非常受人追捧的专业，因为经常在野外采样，可以少一些久坐；经常身处大山大河之中，心胸也更为开阔。
我因为很多时候靠自学，基础知识不够牢固，导致后来的研究受到不少束缚，比如我曾经想用数学方法研究某个课题，却感到力不从心。
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建议孩子们能够更早接纳、更新新时代的技能点，比如增强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也希望考生们不仅能从容应对当下的考试，更能平心静气，夯实基础知识与底层逻辑，为未来在时代浪潮中探索创新储备充足的底气。
郑津洋院士：三次高考，叩开大学之门
浙江嵊州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氢能研究院院长
郑津洋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贵门乡玠溪村。该村地处偏远山区，距离乡政府驻地尚有十余公里山路，交通极为不便。正如当地人所言：“另一个世界，从盘山公路开始深入。”郑津洋的妹妹郑洋光回忆道：“彼时外出求学，全凭步行，走的都是崎岖山路。”
郑津洋的小学和初中阶段均在村内学校完成，教学条件十分简陋，但他自幼刻苦用功，成绩优异，远近闻名。
山村生活条件艰苦，电力供应时常中断。郑津洋常在烛光下夜读，终因用眼过度，尚未成年便已近视。在父母眼中，他早熟懂事，在刻苦学习的同时，早早承担起家庭生计。砍柴是他的一项“绝活”。身材瘦小的他能敏捷地攀至山腰，不多时便砍下数捆柴火背回家中。后来，他考入贵门乡南山中学读高中，便将柴火背至学校，用以抵扣部分住宿期间的伙食费用。
闲暇之时，郑津洋还会将柴火扛至二三十公里外的长乐镇售卖，每大捆仅得五毛钱。某次售柴归来，天色已晚，同行伙伴因饥饿难耐而花钱购买食物充饥，郑津洋却舍不得花费分文。他愣是饿着肚皮走了十多公里山路，直到又饿又冷而晕倒在路边。家人四处寻找发现他时，他的面色已是惨白。
在南山中学就读期间，郑津洋的刻苦努力给时任教师邢樟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成绩优异，本有很大的希望考入大学。然而，挫折接踵而至。第一次高考，他名落孙山。随后，他辗转于长乐中学、东阳巍山中学复读。一年后，他踌躇满志再次应战，却依然被大学拒之门外。彼时的郑津洋心灰意冷，一度打算学一门手艺以养家糊口——家中实在无力再负担他复读一年的费用。
幸而，长乐中学一位校领导赏识其品质，为他争取到代课教师的资格。郑津洋遂一边代课教书，一边坚持复习备考。1983年，他终于在第三次高考中脱颖而出，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嵊州市长乐中学校长丁永明谈及这位校友时，难掩激动之情：“郑津洋院士是我校83届的校友，太自豪了！”
（来源：嵊州新闻网、晶报、杭州市萧山区科协、中国科学报、绍兴日报，浙江省院士专家服务中心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