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是种什么样的存在

　　江苏省南京市，大学生们向离岗辅导员赠送礼物。视觉中国供图

　　大学生向离岗辅导员（左）深情表达感谢之情。视觉中国供图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辅导员胡小溪已经开始了她的寒假生活。不过即使在寒假中她也并不清闲，前几天学生离校的时候，她给每个学生发了微信，确认他们是否平安到家，没有到家的继续跟学生及家长联系。即使大家都平安到家了，她还是悬着心，生怕有什么“非正常事件”发生。

　　高校师生关系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特别是近段时间曝出的北航研究生导师性骚扰学生、西安交大博士生自杀等事件，给师生关系再次蒙上了阴影。

　　近日，记者在北京师范大学辅导员基地举办座谈会，邀请了近10位在学生一线工作的高校辅导员。会后又走进他们的生活，近距离了解他们的工作与困惑，希望在呈现高校师生关系的日常的同时，寻找创建良好师生关系的新思路。

　　辅导员是“秒回”的存在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其实对于辅导员来说，就是：老师说的话学生能听、愿意听。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比如学生们回家我给他们发微信确认是否平安”。胡小溪说，他们的回复可能是这样的：“我到家了，谢谢老师！”然后后面跟一个“拥抱”或者“笑脸”表情，有的同学可能还会再调侃一句：“要不要给您发个定位啊。”

　　“学生们的回答看似很礼貌，但其实背后还有一层隐含的意思：‘我有我的自由，老师您是不是管得太多了。’”胡小溪说，可能跟自己的学生所学专业有关，无论老师说什么他们都会对来源、依据等特别感兴趣，在脑子里画上几个问号，“他们不是真正质疑或者是对老师不尊重，但是这已经成为这个年龄段学生的一种习惯”。

　　这种习惯并不仅仅存在于胡小溪那些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中，来自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的辅导员刘伟老师也有类似的感受，跟以前的学生相比，现在95后甚至更小的00后学生，他们“有一个去权威化的过程”，以前老师在学生面前有一种天然的权威性，但是现在的孩子不是这样的——

　　他们更加强调自我，更加关注自我的感受。

　　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的发展，这一代的大学生更容易把自己封锁在自己的世界中。

　　“仅仅比较90后和95后两届学生，就能看出他们明显的区别。”刘伟老师说，“90后孩子也接触网络，我们要做的是在他们面前建立新的一个现实世界。但对于95后学生来说，我是要先把他们从互联网世界拉出来，才能给他们建立一个新的现实世界。”

　　“我的手机总是24小时开机，在手机上处理事情到深夜也是常有的事儿。”北京工业大学信息学部的赵正艳老师告诉记者。

　　胡小溪老师说如果将来她不做辅导员了，那么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每天晚上关掉手机”。

　　但是只要还当辅导员，辅导员的手机几乎都会实时为学生开机。胡小溪清楚地记得那年她生孩子，即将临产时得知湖南在发洪水，她的学生被困在火车上，“我急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不停地发微信问：‘要不要给你汇点钱’，上产床之前的最后一条信息也是发给学生的，问学生是否平安”。

　　确实，为了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辅导员要付出几乎所有的时间。

　　“学生都喜欢‘秒回’的老师。”刘伟说，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学生需要的是：你既要无时不在，还要能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所以，刘伟经常精神处于高度集中状态，有学生的信息过来马上回复。“你问或者不问，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刘伟经常这样开玩笑地调侃自己。

　　学生有很多“小确丧” 辅导员要成为学生的“度娘”

　　仅仅把时间给了学生也并不够，“除了用时还要用心。”一位辅导员说。

　　胡小溪介绍，中国有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现在的这代大学生物质上没有太多顾虑，自然会有更多精神层面的思考：“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会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而且学生们会更多地考虑劣势。”胡小溪说，他们会在自我审视的过程中把自己的不足放大，情绪上很容易产生波动。“他们喜欢用‘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样风格的语句来调侃自己。”在胡小溪看来，这些语句的背后隐藏着些许忧伤和落寞，学生们经常有很多“小确丧”。

　　面对细腻敏感的新一代大学生，辅导员的沟通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我们不光要记住学生们的名字和容貌，关键还要熟悉他们的性格。在接触他们一次两次后就一定要完成。”胡小溪说，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们接受老师。

　　不少辅导员提到，可以多关注学生的朋友圈或者QQ空间，“但是他们在不熟悉你的时候，会屏蔽你，你什么都看不到。”刘伟说。

　　为了打破与学生心灵间的陌生感，刘伟老师的办法是建立班级手册。班级每周会组织一次“分享会”，分享“一首歌”“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句箴言”，在这个过程中，刘伟会用心地记住学生们所表述的有成就感的故事，合适的时机再反馈给他们。“这抓住了他们需要被关注的心态，同时也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得到信任后再去开展工作，就会容易很多。”刘伟说，她曾经给14级学生建立了一份影像档案，拍下了每位学生入校时第一张笑脸，又拍下了每一个学生即将离校时的表情。当最后一次班会上6位老师放出这份“档案”时，“基本上所有同学都哭得眼泪哗哗的，他们没想到我会把他们的照片保存得那么好”。

　　辅导员的工作事无巨细，极其琐碎，而且很多工作是重复性的。比如，几乎每个辅导员都被问到一个相似的问题：要不要把户口转到北京。学生们也都会到百度、知乎、贴吧上去查询，“但是有些答案未必是我们这样真正做具体工作的人回复的。”刘伟说，她于是把这个问题整理成了一份利弊对比的文件，“学生的问题你基本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比网上的回答更准确”。

　　很多人说辅导员是像“度娘”一样的存在。

　　不用总给学生找鸡汤 自己首先要活成一道鸡汤

　　24小时×365天的工作强度，显然辅导员们的工作压力很大。

　　很多辅导员也会承担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按理说我们是离学生最近的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是真正能做好‘最后一公里’的人。”

　　虽然现在提倡全员育人，但是辅导员老师经常会感到“孤掌难鸣”。“学生出现了情感问题、情绪问题等，个别导师认为这些问题是辅导员的工作，跟他们没有关系。”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年轻辅导员殷实说。

　　“辅导员近乎无限的责任和拥有的权利其实是不匹配的。”刘伟说，似乎学校的学工处、团委等都会对辅导员的工作作出指派，还有学校的招生、就业、安全、保卫等部门，“千根线万条丝最后都归到我们这一根针”，他们的工作没有边界。

　　不过，座谈会后，当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与这些辅导员密切接触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似乎乐在其中。“我们的收入并不高，但是精神愉悦非常满足。”胡小溪说。

　　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勇老师曾在北京市6所高校的120名辅导员中间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有54.55%的辅导员认为该工作对提升自己的主观幸福感“较有影响”，16.36%的辅导员认为“很有影响”。也就是超过七成的辅导员觉得自己的工作能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张勇认为这与辅导员工作本身的性质及辅导员群体的价值观、人格特征、积极情绪等因素有关，其中，“这个群体的人格特质以外倾性、开放性为主，神经质倾向属于少数。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有很强的相关性。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高校辅导员群体的积极情绪充盈，具有更多的乐观、积极的品质。”张勇说。

　　张勇的解释似乎比较学术，胡小溪用故事告诉我们她的幸福感来自哪里。

　　不久前的一天，胡小溪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突然给她发来了一段语音，“习惯性地紧张了一下，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他已经毕业了”。没想到当天是这位学生求婚成功的日子，他专门联系是因为“等了一天，还没等到你的赞，你是我们爱的见证者，特别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学生毕业了，但美好的师生关系仍在延续。这是很多辅导员幸福感的源泉。

　　“对于职业，我是这样排序的：成就感>存在感>荣誉感，虽然房子等物质基础还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成就感更让我们满足。”刘伟说。

　　“其实，谁都会产生无力感，但不能总纠结在这种无力上，我更聚焦于自己的内心建设，如果自己内心强大了，很多问题就‘都不是事儿’了。”赵正艳说，去年新生的开学典礼上，她口头公布了自己的微信号，只说了3遍，“我以为真正记录下来的不会太多，结果当晚六七百个学生加了我微信。那天回微信就工作到凌晨，但内心是喜悦的。”

　　“现在朋友圈里特别流行发‘鸡汤’，其实很多鸡汤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才是真正的正能量。”刘伟说，有了这种能力根本不用再费力给学生找“鸡汤”了。

　　“我们基层工作的人无问西东只问初心。”辅导员们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