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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孙逢春忆高考:填了一张“史上最长”志愿表

2018-07-10 08:20:01 来源: 人民网-教育频道 李依环 李妍蓉 曾欢欢

  1977年秋,在湘西北临澧县九里乡山脚下的一座砖瓦厂,满身烟煤粉尘的孙逢春躺在砖窑顶上数天上的星星,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烧砖还需要多久,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去哪里、要干什么。

  30多年后,孙逢春这个名字已经可以铭刻在中国电动汽车发展的里程碑上。

  这一切的改变,都要从1977年说起,从那场冬天里的考试说起......

  “种子选手”成了砖瓦工

  一个教室,每个年级列成一长条,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共用一个老师,同听一堂课。孙逢春的小学就是这样的课堂。当时每个村都办了中学,孙逢春的学校,总共就只有7、8名学生。从小,孙逢春就在数学、物理、化学科目上表现亮眼,参加这些科目的比赛,总能拿到第一。

  1973年中考期间,孙逢春得了肝炎,身体不适。他的物理老师就亲自把他背到考场参加考试,考试结束就背回自己家让孙逢春休息,第二天再背进考场。当时孙逢春就默默地想,唯有努力学习方能报此师恩。

  进入临澧四中,孙逢春也颇受老师的关注。虽然当时在校期间基本不上课,而是“学工、学农、学军”,但老师常常对孙逢春说,“高考就要恢复了,你要抓紧时间学习!”孙逢春记得很清楚,老师送给他几本书,有《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电工学》,还把他“关进”学校的实验室,让他安心学习。被当成高考“种子选手”的孙逢春,成了老师重点关注的对象。

  1974年,孙逢春的学习因故中断。他回乡干农活,修拖拉机、抽水机,跟着大队书记蹲点,到县委党校去刷墙报,还干过农业技术员,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民办教师,一边劳动,一边上课。

  然而,孙逢春没想到命运跟他开了个更大的“玩笑”。没过多久,孙逢春被下放砖瓦厂,成了一名日日与泥土煤灰打交道的砖瓦工,接受劳动改造,每个星期要写检查。砖瓦厂里常年热气腾腾,温度很高,每个人劳动时都是赤膊上阵,整张脸被烟气熏黑,常常只能看见两个眼睛。

  “没有人能体会到我当时的心情。”孙逢春说,在砖瓦厂的每天晚上,他都会爬到山坡上,抬头数天上的星星。他沮丧、失落、彷徨,甚至有点绝望,他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去向哪里,要干什么……

  “孙逢春不参加高考,我们公社就会被‘剃光头’”!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但孙逢春却被告知,自己现阶段不能报名高考。原以为就要在砖瓦厂一直待下去的孙逢春,没想到生活竟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

  1977年底,公社派人通知他,可以报名参加高考啦!

  就这样,孙逢春成了公社十届高中生、近800名高考报名者的最后一位,而当时距离高考只有3个星期!

  后来,孙逢春才听说,自己之所以能参加高考,是曾经的中学校长找到了公社的党委书记,信誓旦旦地说:“如果孙逢春不参加高考,那我们公社近800人都会被‘剃光头’!”

  为此,公社党委书记还专程到县里,向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汇报。副县长表示:孙逢春可以参加高考,但一定要考大学,不能报考中专。

  高考,就像一首被吹响的“集结号”,成了孙逢春家里的头等大事。

  当时物资奇缺,公社给每户每月配备半斤煤油,为了帮助孙逢春备考,出嫁的大姐、二姐、三姐,成家的大哥,把自己家的煤油全给了孙逢春。

  3个星期,孙逢春日以继夜,在煤油灯下备战高考。

  一波三折拿到湖南大学录取通知书

  1977年冬天,全国各地自主命题、陆续组织高考,孙逢春和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数理化,这是孙逢春的强项,考完他信心满满。但语文,孙逢春记得很清楚,第一题拼音写汉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他就没有写出来。英语考试,他更是没底。于是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孙逢春又开始复习,备战来年高考。

  因为心里没底,孙逢春的志愿表恐怕是“史上最长”的志愿表。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等重点大学,一直到本科、专科,最后填报中专。孙逢春当时在志愿表上填了几十个学校。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志愿能填多少填多少,只要有书读就可以啦!”

  皇天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孙逢春收到了预录取通知,接下来就是政审环节。

  政审当天,生产队召集了200多人开大会,就孙逢春能不能上大学进行投票。

  “这么聪明的娃儿,不上大学多可惜啊!”“我们村里出个大学生,那可真不容易啊!”投票的时候,不少乡亲们都认为,孙逢春如果能顺利上大学,那可不只是他们家的荣誉,更是全村、全公社的荣光。就这样,孙逢春离大学又近了一步!

  不久,村里发生了盗窃案,公安局来村里办案,而当时会读书认字的人不多,于是,这个未来的大学生孙逢春就成了县公安局的书记员。

  一天,孙逢春跟着公安局到小镇办案,晚上8点多,刚取证回宾馆,他就撞见了自己二哥。原来二哥特意赶到小镇,一个宾馆、一个宾馆地找孙逢春,告诉他: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啦!

  听到这消息,孙逢春和二哥立马连夜骑自行车赶回家。当他赶回家的时候,邮局送信的邮递员居然还没走。“把通知书交到你本人手上,我才放心啦!”邮递员说。

  直到这个时候,孙逢春才知道自己被湖南大学工程力学专业录取。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他一直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来。

  大学里的“放牛班”

  拿着家人凑的6块钱,孙逢春踏上了求学之路。他永远记得,大哥挑起装满行李的箱子和铁皮水桶担子,自己背着小包,两个人走了39公里,来到了县城,花两毛钱住了一晚招待所。从县城到省城长沙的车票,还是曾经帮忙工作过的公安局给他买的。

  来到长沙溁湾镇,已是晚上11点。而当时学校负责接新生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孙逢春就又走到河东,在湖南旅社花5毛钱,在过道里对付了一晚。

  来到湖南大学,孙逢春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他第一次看到了这么高的楼,这么宽的路,这让从小到大见的不是大山就是小河的孙逢春兴奋了好久。

  更让他兴奋的是,他知道自己读的是师资班,这是学校的“第一班”,一共40多名同学,全校高考分数靠前的几十个人才能进这个班,而自己还是“第一班”里的“第一宿舍”,周围“高手云集”。

  “那个年代大学生在大学里对学术、对知识的渴望超乎常人想象。”孙逢春说,当时学校下午基本没课,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到图书馆。自己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数、理、化辅导书全看了一遍,习题也全做了一遍。

  因为高中教育不重视基础知识,使得进入大学以后的学习显得尤为困难,尤其是像英语这样特殊的学科。但是全校学生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学习热情和刻苦的学习态度。孙逢春回忆道,“我们排队打饭的时候,都是很整齐的一列一列,也是‘低头族’,低头背着英语单词,排到自己了,再抬起头来。”为学好英语,孙逢春更是用了笨办法——“吃字典”——背完一页英语字典就撕掉一页。

  “当时湖南大学的良好学风在全国都很出名,考取研究生的人数更是排在全国高校前列。”

  正因为有良好学风的熏陶,湖南大学当时还出现了“放牛”现象。

  什么是“放牛”?当时湖南大学的学生喜欢拿着小凳子,背着书包和水壶,头戴草帽,径直往岳麓山走去。若碰到熟人问:“嘿,去哪呢?”同学回答:“放牛去呢!”这时大家会默契地会心一笑。原来,大家都是到岳麓山下、爱晚亭旁去看书呢!

  湖南大学流行“放牛”,学校的“第一班”里更是盛行,大家一有时间就去“放牛”,“第一班”成了校园里知名的“放牛班”。

  “当时课堂上也常常出现学生把老师问倒的情况。但老师常常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和同学一起讨论、研究。”孙逢春说。

  因为家庭贫困,孙逢春是班级里甲等助学金的两人之一。两条裤子、两件衬衫、一件棉袄、一件夹克、两双袜子、一双猪皮鞋,就是他大学期间的全部家当。当时学校补贴18块钱一月,学校分发他14块钱饭菜票,剩下4块钱就用来买书。每个月只要补贴一下来,他就跑到隔壁的湖南师范大学旁的一间新华书店去买书。

  1980年,临澧发大水,孙逢春的老家在洪水中被夷为平地。这让他的大学生活更加拮据。“我记得很清楚,当班里知道这个消息后,同学们都纷纷给我捐粮票、捐钱。”每每忆起大学时光,孙逢春总是感慨万千:“如果没有学校、老师、同学的帮助,我完成不了学业。如果没有当时在湖南大学打下的扎实基础,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

  1989年,孙逢春在德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在每月6千马克(约两万八千八百元人民币)与每月92块人民币之间,他选择了后者,选择回国发展。从德国回来,他除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外,其他东西全部扔了,但却带回了一小集装箱的电动车资料。此后,孙逢春一直从事车辆工程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究,提出并创建了中国电动商用车、充/换电站系统、车辆网等系统技术体系,在电动车辆系统技术、电驱动系统关键技术、充/换电站技术、运行监测与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获何梁何利奖及省部级奖多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专利授权65项,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8本。201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孙逢春说,从中学回乡修拖拉机开始,他就与汽车结下了缘分;而在科研领域的创新“基因”,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已“埋下种子”。

  (记者:李依环 李妍蓉 曾欢欢)

标签:孙逢春;高考;湖南大学;大学;老师;院士 编辑: 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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