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山有金矿,学海藏智泉。
这是蔡增福的座右铭,从开始读大学至今,这两句话时常伴随左右。40年前,“文革”结束后中国恢复高考,蔡增福成了复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读书有多珍贵,1956年出生的台州人蔡增福,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如果没有高考,或者我没有考上大学,我经历的将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人生。是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口述 蔡增福 记录 胡剑
1977年
一次高考,两张准考证
这两张小卡片,是1977年我参加高考时所用的两张高校招生准考证。
为什么一次高考,会有两张准考证呢?
高考停了11年,累积了12届考生,由于当时人数实在太多,无法一次性安排正式的考试,只得先按地区组织初试,那两张准考证,一张是初试用的,另一张是正式考试用的。初试用的准考证没有贴照片,手写考点地址、考场编号和姓名、编号,有红印章;正式考试用的,贴有照片并盖骑缝章。
考试是在那年的12月,但8月底坊间就有传闻国家可能恢复高考招生政策,我当时是一所中学的代课老师,符合报名条件,可我将信将疑,疑的成分更多。
当时的我对大学的了解几乎空白,就连大学有本科和专科之分都不清楚,更不知道还有“研究生”一说。不少同学和我一样,都是在上大学后才知道自己录取的是本科,要读4年。现在看来,真是难以相信的笑话。
等到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向社会公布考试时间那天,已经是10月21日。这时,离初试只有34天,离正式考试也只有54天。
那天,我休息在家,听到广播里反复播送。播音员清脆的声音宛如天籁,通过电波把这则消息一字一句地传入我的耳朵。
紧紧关闭11年的高考大门,真的又敞开了。对于22岁的我来说,如沐春风。
1977年11月25日,初试。12月15日,岁暮天寒,全国570万考生奔赴考场,参加高考。当年,高校录取新生27.3万,录取比率29∶1。
1978年1月,考生体检。2月,张榜公布成绩,我所在的考点录取的是5名。3月,我被录取在浙江农业大学畜牧专业。
1978年
我成了一名大学生
1978年3月7日,我独自一人提前两天去学校报到,先坐公共汽车到杭州武林门车站,转几次市内公交到华家池——浙江农业大学。
那时从台州黄岩到杭州只有盘山路,单程路上至少耗9个小时,一张汽车票得花费半个月的生活费,而且车票紧张,除寒暑假外中途绝对不可能回来,一来时间不允许,二来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就算寒假,还怕老天下雪盘山公路结冰,回不了家。
学校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漂亮,但校园很大,又因为没有围墙没有大门,以至于到了校园内我还向人打听学校在哪里。而如今的华家池非常美丽,柳丝迎风飘,小舟漾清波,湖畔花团锦簇,绿草成茵,衬托着水榭亭阁;湖中岛林秀景美,曲桥通幽;一条长堤如虹卧湖,俨然像个小西湖。
第二天,一位50多岁的系领导冒雨骑着一辆三轮车,到武林门车站帮我提了行李拉回学校里。来回1个多小时,我非常感动。
3月9日,学校派大客车到火车站和汽车站陆续接新生到校。新生都是单独来的,没有家长亲属陪送。这一届,浙农大共招生400多名。我所在的畜牧兽医系,现在叫动物科学学院,招了62名,分畜牧和兽医两个专业两个班级。
同学年龄相差蛮大,最大差十几岁,我们班同学中两个年龄最大的早已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年幼的同学才十几岁。好多同学的年龄比学校的学生干事(现在称辅导员)和一些年轻的老师大许多,甚至出现中学时代的师生进入大学变成了同窗,中学时代的同学在大学成了师生等一系列的“辈分”错乱。
同学年龄大,社会阅历也相对丰富。有的原来是企业职工、农村青年、支农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的是部队退伍军人……大家的自我管理能力特别强,前两年学校没给我们配班主任,只有一名学生干事负责全系的学生工作。
1978年-1982年
奇妙的大学之旅
77届所有的同学,都深感上大学不容易,如久旱逢甘霖般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学校为了补回耽误的一学期功课,本已安排了超额学习任
务,我们还主动向学校要求增加科目,因而学业负担相当繁重,一天到晚都是上课、自习、实验,还要参加频繁的测验和考试。
在当时全国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待遇算相当不错的。学校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发给不等的伙食助学金和零用生活费助学金。
入学初,我的伙食助学金为14.5元/月,以后又提高到17.8元/月。这在多数人月薪只有30-40元、猪肉价1.3元/公斤的年代,应该算是比较高的。
学生的住宿条件与现在是无法比的,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子住六七人,分上下铺,再配三四张正方形桌子,显得有些拥挤。不仅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没有。
冬天人多暖和,夏天的日子就特难受了。在省内杭州的气温是比较高的,入学的第一年夏季又逢高温,学生们为了能入睡或将草席搬到足球场上,或用多张方凳拼成“床板”搁在门口,上半身躺室内,下半身伸室外,身上遍涂清凉油,四周点蚊香……
高温的时候,也是期末迎考的重要时节,那些日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担任班团支部书记,有一年被学校评为优秀学生干部,没想到学校安排我去黄山旅游作为奖励,是黄山五日游。记得当时除了登山游览外,还在黄山宾馆内第一次见识并享受了室内温泉游泳池。
大学期间,文化生活主要是校园里每周六、日两个晚上的电影,夏天安排在露天电影场放映,冬天就转移到食堂。有时附近部队营区放映电影,也可以去看。偶尔节假日外出,或班级、小组集体活动,或约上几个同学结伴同行。
我们曾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泛舟西湖,也曾在风爽月圆的夜晚信步白堤,还曾花5角钱买票欣赏国家级艺术团的演出……这人间天堂的杭州,我常常想起电影《甜蜜的事业》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我们也追求新奇,杭州的延安路开了一家西餐厅,也许是浙江首家,几个同学约了去体验,无奈囊中羞涩,点菜的时候,价格贵的舍不得点,看不懂菜名的不敢乱点,好不容易点了几个“洋菜”,记得当时不知道“色拉”为何物,只觉得价格便宜,又加了一道,也算是开了“洋荤”。我们对其他学校也好奇,杭州的几所大学和大的中专学校,凡是有熟人的都去过。
1982年-2016年
60岁从正处岗位上退休
大四最后一学期,我被派到上海崇明农场实习,一直实习到1981年的12月9日,马上就要结束大学生活。
鉴于我的学习和工作表现,老师准备推荐我留校工作,而我当时只想回黄岩工作,便婉言谢绝了老师们的一片好意。
事后得知,即使当时我愿意留校也无法实现,因为那时省委组织部通过学校已经将我选作后备干部,只是保密工作做到位,老师和我本人当时都不知。
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黄岩县农业局下属事业单位工作,从上大学前一个迷茫、无奈、无助的青年成为一名国家干部。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1983年8月被中共黄岩县委任命为宁溪区副区长;
1984年5月被当时的中共台州地委任命为黄岩县院桥区区长;
以后在黄岩县(市)委组织部、黄岩市(区)工商局、台州市工商局、中共仙居县委、中共温岭市委任职;
2016年12月,我在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处岗位上正式退休。
回首过去的这40年,我一直在跟自己和后辈人说一句话:读书很重要,一定要珍惜有书读的机会。
大学4年的时间不长,但在那个特殊年代,经历不一般的大学体验,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丽记忆。
退休一年半了,我也开始过起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到处走走看看,在家的时候,还可以抱抱孙子,给孩子们讲讲我过去的故事。
而我所有的幸福,离不开改革开放的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