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通货膨胀”？北京硕博毕业生首次超过本科生
在这个“金三银四”的就业季，主力军是1158万2023届高校毕业生。除了又创历史新高的毕业人数，今年的新变化更让人关注——“北京硕博毕业生人数首超本科生”近日登上了微博热搜榜：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在3月底发布的《2022-2023学年度北京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概况》，今年北京高校预计毕业生数约29.7万人，硕博毕业生人数（16.1万人）首超本科生（13.6万人）。
学历也出现“通货膨胀”了吗？现象背后，是怎样的变化和趋势？
北京“学历倒挂”了，浙江如何？
“硕博毕业生超过本科生”首先出现在北京，这并不让人意外。北京是中国教育高地，国内的顶尖学校比较集中，研究型高校多，从数据就能看出北京是研究生教育最发达的地区，潮新闻记者梳理了教育部公布的2022年相关数据，在研究生培养机构占有率方面，北京全市有58所普通高校，占全国约1/10；有81个科研机构，占全国约1/3。
全国的在校硕博研究生，有12%在北京，总计43.5万人。从研究生招生数早已超过本科，再到即将出现的研究生毕业数超过本科，北京高等教育输出的人才结构是非同一般的。
为什么北京的“学历倒挂”出现在今年？
“旧新闻”里也有答案，在2020年4月，教育部计划在当年扩招硕士研究生18.9万名，并明确继续扩大相应招生规模，那是疫情开始的第一年，当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341万人，创历史新高。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爱生告诉潮新闻记者，疫情几年对于考研大军的扩大有不小影响，就业环境受到影响，更多的本科生选择进入研究生阶段深造，而这几年，海外留学的学生回国的多了，国内出国留学意愿又开始减小，因此报考研究生的需求也增多了——比如今年，考研报名人数已达474万，比3年前增加了三分之一。
在浙江，“硕博毕业生超过本科生”的现象短时间里还不会发生。浙江教育厅发布的《2021年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浙江全省研究生（含非全日制）、本科、专科招生比例为1:3.9:4。
虽然区域性的现象还不会出现，但在一些研究型高校中，硕博士毕业人数超过本科毕业生的现象已经比较常见，这从每年招生人数中就能看出差异。早在2004年，浙江大学的研究生招生数额首次超过了本科生；在上海，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的2023届毕业生中，硕博毕业生人数都比本科毕业多一半，而在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地方高水平高校中，本科毕业生仅仅略多于硕博毕业生，且这几年的研究生招生规模都在略微增加。
“人才浪费”？
“总体来看，硕博毕业生人数超过本科生不是好事情。”江苏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副秘书长燕志华告诉潮新闻记者，在他看来，很多人选择读研，不是因为热爱科研，而是为了延缓就业，“这加大了社会运营总成本。”
“学历倒挂”一体两面的现象，是越来越热的考公考编，甚至有的地方大学生组团在国内多省巡回考公，“‘编制’这两年的火爆，背后是在规避风险的影响下，人们的就业观念和思想意识趋于保守，期望重新回到体制的羽翼之下。这种保守性的观念，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倒退。”
在燕志华看来，这些现象符合社会学经典理论“个体理性有些情况下可能导致群体的不理性”，选择考研、考公来规避当下的就业难题、追求“稳定”，对于当下的个体或许是一个“理性”选择，但当全社会更多的个体形成这样的共识后，社会运营总成本自然就升高了。
燕志华将这样的现象归结为“人才的浪费”，“对于大多数工作，本科生的学历绰绰有余。”抱着“逃避就业”而非从事科研的思想升为研究生的同学，占用了进修资源，“还会带来新一轮读书无用论。”
从教育从业者的角度，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爱生看到了越来越多硕士、博士生带来的欣喜变化，“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发展，高等教育从以前的‘精英教育’逐渐演变‘大众化教育’乃至‘普及化教育’，研究生的扩招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经阶段。”
在刘爱生所在的教育学院，硕博毕业生人数几年前已超过了本科毕业生，“我听过不少中小学年轻老师的课，总的来看，硕博毕业生普遍表现好于本科毕业生。”在刘爱生看来，好老师强调的是创新能力，“怎么开发学生批判思维、创新创造？这是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内容。”在欧美国家，教师学历普遍是研究生起步，而国内近些年的研究生扩招，也让全国师资力量有了明显提升，“从这个角度看，学历‘倒挂’这个趋势利大于弊。”
学历“倒挂”背后，是就业形势的变化
就业是解读学历“倒挂”现象的关键词。
日前，福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称，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去送外卖、不去就业，跟他们在大学里没有学到东西有一定关系，他的这番言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议。争议的背后，是中国就业市场变动剧烈的共识。
而新一轮科技进步的冲击，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中国显著的‘婴儿潮’一代是从1962年—1975年，持续了14年，1962年出生的人从去年开始陆续退休，理论上已经腾出一定岗位，但是实际效果不明显。”燕志华分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今天的科技时代和新媒体时代，所需要的人才类型和传统教育培养出的毕业生之间，存在不小的需求错位，“退休老人留下的岗位很多已经处于被边缘化或者淘汰的岗位，常常是人退休了岗位就消失了。”
大量的新岗位处于高低悬殊的两个极端，或者是高科技的岗位，或者是如外卖员这样简单培训就能上岗的岗位，“一些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背后，是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形势，社会新岗位、新需求和大学所学之间有较大差距。”
而随着ChatGPT、百度文心一言的横空出世，这种淘汰人力的场景可能会大规模出现。
“ChatGPT能力在提升，更高学历的脑力思考也显得岌岌可危。”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沈阳的判断里，在人工智能AI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ChatGPT将消灭平庸的脑力劳动者，“目前普通的本科生感觉打不赢ChatGPT，本科一般是系统性知识，硕士更多是阐述解释性知识，博士更多是创新性知识，看来ChatGPT一路冲到硕士水平问题不大。”
换句话说，硕博的求学经历，也是目前个人应对AI挑战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不应该成为社会焦虑的理由。”燕志华的态度仍然不失乐观，“因为历史性地看，高科技总是提高人类的福祉，人类需要警惕的是AI自身智能对于人类本体的挑战和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