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基层教育工作者敢于举起法律武器

　　“将校园安全纳入社会治理，完善校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和依法处理机制，坚决杜绝‘校闹’行为，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再次对“校闹”行为亮剑。

　　一段时期以来，“校闹”成为严重扰乱基层教育秩序的毒瘤。在校园安全事故发生之后，面对复杂的处置情境，一些人往往抓住学校这根实体“稻草”，以堵校门、闹校园、炒舆论、暴力伤师等过激手段以期实现诉求。甚至有些“职业校闹”主动给涉事学生家长打电话出谋划策，令其“坚决不退散、不松口，直到学校答应巨额赔偿”。

　　在一些地区，“校闹”已有了惯用的“操作法则”：打横幅、举遗照、堵校门、摆花圈，标准套路一条龙。更有甚者，在学校操场设灵堂、侵占教学场所，一些违法过激行为，令人瞠目结舌。

　　花样百出、手段翻新的“校闹”事件，让学校如履薄冰。因为害怕惹上“校闹”，一些学校成了惊弓之鸟：可开展可不开展的校园活动，一律不开展；可管教可不管教的学生，一律不管教，以此保证学生从身体到心理都“毫发无伤”。

　　尽管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管理部门，都已认识到“校闹”给基层学校带来的困扰和危害,相继表态、出台措施予以打击，维护正常教学秩序。但仔细追究不难发现，在一些突发意外事件中，“校闹”行为最终并未付出相应代价。更多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抱着息事宁人的心态，以“和稀泥”的微妙态度和“花钱买平安”的手段了事。

　　惩治“校闹”，失之绵软，有着深层原因。

　　首先，维稳心态和政绩思维作祟,地方政府不愿“真撑腰”。

　　一些部门因为担心酿成群体事件和焦点舆情，要求学校、老师无原则退让。在一些事件中，经常能看到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将校长停职“灭火”的处理手段。殊不知，一些“校闹”将这种“应激反应”解读为“闹出了效果”，进而陷入恶性循环。

　　其次，校园法治建设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落于细节。

　　各部门权责界定不清,导致事件处置中标准不一，有弹性空间，于是出现“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的情况。这无形中纵容了“校闹”与学校互相博弈的局面，“闹”，成了争取巨额赔偿的有效手段。

　　再次，缺乏科学健全的机制支持。

　　由于缺乏第三方调解机制，使得学校直接面对家长，“校闹”成为最直接地向学校施压的手段。没有第三方介入，学校一旦卷入法律诉讼，往往牵扯大量精力，“耗不起、拖不起”，最终妥协。

　　一组调查数据值得关注：对多个省市的1596位校长、76,811位家长的问卷调查显示，校园安全事故一旦发生，94.2%的校长选择“需要家长的理解”，远高于其他选项。

　　目前，我国多地探索出台了治理“校闹”的地方性法规，试图为本地预防和解决“校闹”提供法律依据，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然而，法规出台与切实落地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

　　在现实操作中，要让基层教育工作者敢于举起法律武器，刺破“校闹”困局。既要进一步明确校园安全事故的内涵与外延，科学界定学校、家长及其他责任主体的责任范围，也要营造一个讲法治、敢担当、真撑腰的环境。

　　教育部2019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到，将探索依法治理“校闹”机制。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管理部门，都应拿出为教师、学校合法权益撑腰的底气和决心，避免顶层制度设计沦为一纸空文。要敢于担当，紧抓落实，对“校闹”行为“零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