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原党委书记张浚生——香港回归和四校合并见证者
浙江在线2月2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曾福泉）记者从浙江大学获悉，浙江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浚生于2月19日中午在杭州逝世，享年83岁。
有人评价，张浚生特殊的人生经历弥足珍贵，他亲身参与并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和浙江大学四校合并，这两件都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令人瞩目的大事。
1985年7月，张浚生调任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工作，在港13年，历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长、副社长兼新闻发言人，亲历了香港回归全过程。1998年4月底，时年61岁的张浚生再担重任，任四校合并领导小组副组长和新浙江大学筹建小组组长，任浙大党委书记6年，至2004年7月19日正式退休。
“张浚生同志担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6年来，在推进浙江大学的改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在讲话中曾给予高度肯定。
言多不失，亲历香港回归
1984年10月的一天，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在一次会后叫领导班子的成员留一下，并向杭州市委副书记兼杭州市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的张浚生传达：“中央组织部指定调你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
原来，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为保证香港政权平稳过渡，需要增派一批年富力强、文化素质高的领导干部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
此前，张浚生结束了在浙江大学25年的学者生涯，以一名年轻干部的“黑马”姿态步入政坛。他适应很快，已初步打开局面，不明白为何又要把他调走，便找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汇报自己的想法。王芳告诉他：“省里已跟中组部协商好，同意借调两年，到时还可以再回来。”
既然是祖国的需要、中央的决定，张浚生便积极服从，于1985年7月告别了妻子儿女，独自前往香港工作。
新华社香港分社是当时党中央、国务院派驻香港的一个工作机构，在香港回归前承担了一些重要职能。张浚生到香港后，先后担任香港分社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不论职位高低，他都将国家的需要放在首位，把个人的名利抛在脑后，每天忘我工作，与香港媒体建立了良好联系，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1987年，借调两年期满，浙江省委将他调回来，香港分社却不放，经向中央申请批准后，于7月任命他为香港分社副社长，主管新闻、出版、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等工作。后来另一位副社长乔宗淮调走后，他还兼任了香港分社的外事工作，年过半百的他迎来了一生中最忙的日子，将两个副社长的职份一肩挑。
1992年7月9日，彭定康出任第28任港督，经常到香港的有关团体、单位甚至是社区去发表一些不利于香港稳定过渡的言论，炮制了一系列反《中英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英双方通过协商达成的协议，原来中英相互合作的格局逐渐遭到破坏，中英关系也由基本合作走向了对抗。
为了应对彭定康等西方政客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做法，1992年10月新华社香港分社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并由张浚生兼任新闻发言人。针对港督彭定康的“三违反”言行，张浚生代表中方进行了有理有节的反驳。他回忆说：“当时斗争真是激烈，彭定康上午讲，我就下午讲；他下午讲，我就晚上讲，甚至有时他前半小时讲，我后半小时就回应。后来彭定康曾托人传话说，张先生能不能少讲他一句。我回答说，你不讲我也不讲，你讲了我就必须得讲。”
在无数次记者招待会上，张浚生口若悬河，面对频频的照相机闪光和记者连珠炮似的提问，他举止儒雅得体，从未失分。香港民众对他这一点很钦佩，在他离任香港返回内地时，中国通讯社特意赠送他一块纪念牌，上书八个大字：“缜密灵活，言多不失。”被英国政府官员称之为“最会做群众工作”的彭定康也对张浚生无可奈何、难以招架。
香港有一家杂志为了吸引读者，还专门开了个专栏叫《肥仔张周记》，“肥仔张”就是指张浚生，每个星期画3幅漫画，专门介绍他这个星期干了点什么，非常引人关注。
在香港期间，张浚生广交朋友，利用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的机会做香港各界人士的工作。他说：“我在香港的工作任务很明确，就是按‘一国两制’的方针，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使香港平稳过渡。有利于这任务完成的事就去做，该交往的就交往，该表态的就表态，因为我没有私心，更不谋私利，心中自然没有什么顾虑。”
因此，张浚生与香港上层社会的名流私交甚密，像董建华、范徐丽泰、金庸、邵逸夫、马临等，都是他的好朋友。金庸先生到北京见中央领导，就是他陪同前往。邵逸夫先生回内地捐资办学，也是张浚生陪他跑了大半个中国。
张浚生与新闻界、文艺界人士的关系也非常不错，甚至在娱乐圈也有许多朋友，因为他认为，虽然娱乐界多不参与政治，但他们的背后有着成千上万的观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尊重他们也就是尊重香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隆重举行。7月1日零时1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冉冉升起，张浚生眼含喜悦的泪花，见证了祖国洗刷百年耻辱的庄严时刻。
2017年，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张浚生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我深信香港多数人爱国爱港，20多年来中央关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行，香港也保持繁荣稳定。”
花甲受命，领导四校合并
1936年7月，张浚生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1954年被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光学机械仪器专业录取，在校期间，他就因学业与政治能力俱佳而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1958年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1978年，张浚生在专业领域科研成果丰硕，被委任为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光学仪器工程学系党总支书记，并以全国科研先进单位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1983年正式从政前，他已经是浙江大学校党委副书记。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张浚生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 61岁的他本可以退居二线，可这时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工作还缺个领军人物。1998年4月底，张浚生结束了在香港的工作，回到杭州，担任四校合并领导小组副组长和新浙江大学筹建小组组长，后担任了6年的浙大校党委书记。
从1954年考入浙江大学算起，到2004年7月19日从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任，张浚生与浙江大学结缘刚好整整50年。
浙江大学四校合并涉及到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这4所高等院校，四校同根同源，但因为历史原因，分开已有45年之久，且校区分散在杭州4个地方，建制各不相同，有的专业设置重复；4校教职员工多达1.5万人，有一种形象的说法是“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各校情况错综复杂，要合并可以说千头万绪，担子重、困难多，有的人甚至认为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怎么办？
1998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也是浙江大学的老校长路甬祥，向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推荐了张浚生，得到了李岚清副总理的赞同，并由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代表组织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出面负责筹建工作。
张浚生反复考虑了5个月，终于答应下来。
对于浙大的合并和筹建工作，中央和教育部是这样评价的——“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布局调整的重大举措，对我国21世纪组建若干所规模大、层次高、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在外人看来，张浚生在浙大6年似乎比不上在香港的13年那样引人关注或声名显赫，但张浚生自己知道，他在浙大的责任和担子很重。
“在香港，我不是一把手，千斤重担分到我肩上或许只有五六百斤；在浙大则不同，四校合并千头万绪，合并期间，我几乎寝食难安。”他说，之所以接下这副担子，主要是考虑到国家科教兴国的战略，需要有一批高水准的大学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且他是浙大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对浙大有很深的感情；浙大四校合并，也是老校长刘丹和他等许多浙大人的心愿，这次回校也是去圆老校长的一大心愿，再加上他对浙大的情况熟悉，他在香港这么复杂的环境中工作了13年，克服了很多困难，解决了不少问题，所以他还是有信心和能力挑起这副重担的。
1998年4月，张浚生调任浙江省政府特邀顾问、浙大四校合并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筹建小组组长，他与校长潘云鹤等11位原4校的老领导一起，开始了新浙大筹建工作。他们深入到教职员工中听取意见，并召开了80多次座谈会，征集到200多条建议，进行研讨、论证和筛选，好的就采纳，仅用了4个多月就完成了筹建任务。
1998年9月15日，四校合并组建的新浙大隆重举行成立仪式，张浚生在同一天被中央任命为新浙大党委书记后，就团结带领一班人，积极探索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提出创建一所“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以凝聚全校师生，并制定了五年打基础、十年见成效、到2017年也就是浙大建校120周年左右实现奋斗目标的发展规划。
为了尽快实现校内机制融合，张浚生每年确定一批重点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学校发展。半年时间内，原有四校的行政机构调整整合完毕；一年内，学科调整完毕；两年内，合并见到了显著的成效。浙大的成功合并，促使教育部于2000年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并校工作。
张浚生重视和加强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经常深入学生、教师、干部中间，听取意见，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积极营造良好的教书育人环境。
有一次，他到浙大高分子系看望中科院院士、浙大教授沈之荃，发现沈院士的实验室条件很简陋，4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连直线电话都没有。他当天就要求有关部门尽快为沈教授办公室装上电话。
有一次，华家池校区有几位女生向学校反映住宿方面的问题，他马上专程前往解决她们的问题。他还注重学生全面素质培养，提出新时期大学生应具备“崇高的理想、高尚的品德、宽厚的基础、卓越的能力、踏实的作风、健康的体魄”的育人理念。
浙大并校之初，张浚生就坚持人、财、物、教学、科研“五统一”，结合并校实际，以精简、高效为目标，大胆果断地调整校内管理机构，以“科学性、合理性和前瞻性”为要求，改革学校的院系和学科设置。
合并入了正轨之后，张浚生充分利用其在香港13年的人脉和积累，开始为两地的教育往来和人才交流穿针引线、牵线搭桥。而后，香港各大高校的知名学者和教授纷纷来到浙大，或担任兼职教授，或参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1999年5月，他聘请定居在香港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担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因为他很早就读过金庸的《笑傲江湖》等武侠小说，到香港去之后就去拜访金庸，跟金庸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金庸后来不写小说了，表示以后很想做一些研究工作。张浚生与当时的校长潘云鹤商量，就打电话给金庸，请其到浙大人文学院当院长，金庸欣然接受。
接着，浙大又陆续引进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柏林工大等世界名校在内的一大批国际顶尖学者，他们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学科知识，大大提高了浙江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和与国际前沿学科的接轨能力。他还请邵逸夫、曾宪梓、田家炳、黄周旋、曹光彪、李达三、周尔卿、陆氏兄弟、陈曾焘、林伯欣等一批乡贤、好友给浙大资助，支持学校建设。
“6年间，来自香港的捐款和捐资大约有7000多万元，日本朋友捐赠了价值5000多万元的设备。目前还有5000万元的各方捐赠正在落实之中。”卸任之时，张浚生曾回顾道，香港所有知名的大学和著名学者，都与浙大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和往来，实业家们则为浙大兴建大楼、捐资设备，或支持科研、提供经费，或资助人才、扶持教学，大大支持了浙大发展。
四校合并后，浙江大学的综合实力连续多年稳居全国高校前列，被中央领导誉为“高校合并成功的范例”，教育部称赞浙大的合并是“改革的先锋、发展的典范、全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面旗帜”，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得到了中央、上级部门和全校师生员工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2004年，张浚生因为年龄原因卸任，仍担任了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浙江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先后被中组部聘请担任全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督导组组长，被教育部聘请为部属高校巡视专员、部属高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检查指导组组长。以他名字命名的“浚生贫困学生助学基金”得到了众多海内外校友、社会各界人士鼎力支持，为浙大贫寒学子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也为他报效祖国发挥着余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