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上学校，无人机在飞

编者按：不久前，本报记者兵分两路，跟随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黔行2019”大学生暑期实践队和杭州下城区的扶贫干部，走进了贵州黔东南州的榕江、黎平两个深度贫困县。这次亲历式采访，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贫困地区孩子们走出大山的热切期盼，感受到“知识改变命运”6个字的强大力量。同时，“云上学校”和“山凤凰”的故事也启发我们：面对教育扶贫，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贵州榕江县亚勇村兴联小学，位于海拔740米的深山，被称为“云上学校”。9公里发卡弯式的盘山公路，是学校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道路。

这里的孩子们，从未走出过大山。靠着家中的电视机、爷爷的老手机，还有父母的来电和邮包，他们感知着山外的世界。直到10年前，一支浙江爱心送教队的到来，和他们年复一年的坚持。

不久前，记者带着杭州爱心人士送的两箱书，跟随“黔行2019”大学生暑期实践队，前往黔东南这片贫困山区，度过了人生中难忘的4天支教生活。

10年来，支教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始终不变的，是这支队伍带给孩子的种种改变。那是对生活的热切与希望，也是对改变未来的信心和勇气。

试飞课的遗憾

榕江县，是一个仍有4.1万未脱贫人口的国家深度贫困县。兴联小学，紧挨着亚勇村村委会。去年起，不少孩子都去乡里上小学了，这里只剩下24个4岁至6岁的小娃。

杭州老师来送爱心课程的消息，像一阵旋风似的，把村里放暑假的孩子们都“卷”了过来。从幼儿到初中生，先后涌来40多个学生，原本沉寂的学校顿时热闹起来。

“黔行2019”大学生暑期实践队，也即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的9位大学生，各自准备了最拿手的课程：摄影和绘画艺术、创意积木大赛、影视佳作鉴赏，还有不少孩子们闻所未闻的无人机课。

透过窗户，我们发现，一个身穿橘色衣服的小男孩格外显眼。无论老师上什么课，提什么问题，他总是第一个举手，抢着喊出答案。不用答问时，他双臂上下叠放，坐得十分端正。打听后得知，他的名字叫潘红醒。

当大学生李幸手持无人机走进教室时，课堂的氛围瞬间被点燃。“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无人机！”潘红醒“唰”地站起身，回答得十分响亮。在室外观摩老师试飞时，他更是紧紧靠着老师，生怕错过每个教学细节。

得到试飞的机会后，我们看到，潘红醒小心翼翼地搓了搓手，接过遥控器，打开开关，推动摇杆。无人机“嗡嗡”地向上飞起，不高，摇摇晃晃，像一只拍打着羽翼的雏鸟，有些跌跌撞撞。试飞1分钟后，他把遥控器交还给了老师，脸上尽是遗憾、不舍的表情。这时，我们走向他，聊了起来。

“第一次‘飞’无人机，是什么感觉？”“不错，就是比电视上看到的要小。”

“你从电视上看到的无人机？”“对，还有书上。”书上？深山里，哪儿去找一本像样的课外书呢？我们不解。“我上学是住校的，学校有图书室，我经常借书来看。”

“最喜欢看什么书？”“喜欢和机械有关的书，造机器、汽车、无人机。和电脑有关的，也很喜欢。”

原来，这是个想当“攻城狮”“程序猿”梦想的小孩。“那你明天还来吗？”“来的，我喜欢听老师讲课。”

说这话时，潘红醒认真地点了点头。

没有书的书房

但次日，潘红醒并未出现在教室里。学生潘安辉举起手说：“我带你们去找他吧。”

雨后的山路，变得坑坑洼洼，有些路段的积水没过了鞋面。眼前，潘红醒的家是一幢两层木制小楼。木头已褪去原色，有些发黑。家门口，贴着贫困户信息卡。

“红醒，来客人了。”黑漆漆的屋里，只有电视机发出光亮。一个小小的身影慌忙地站了起来。“老师，我今天帮家里干活忙晚了，就没来上课。”潘红醒红着脸，主动解释道。这时，我们注意到，他虽然已经13岁，但看起来只有140厘米左右，比同龄男孩矮了近20厘米。

家里没开灯。略显空荡的厅堂里，见不到一件干净完好的家具。红醒妈妈走出来，手里牵着一个女儿，怀里抱着另一个。一同迎客的，还有红醒的继父。

“小时候，我爸爸妈妈去浙江打过工，我就在浙江上了幼儿园。上大班的第一个学期，爸爸去世了。”提到亲生父亲，小红醒的声音低了下去。

妈妈改嫁后，又有了大妹和二妹。孩子多，张嘴要吃饭，小学学历的继父只能靠打零工维生。

受家庭变故影响，小红醒一下子长大了。他10岁学会做饭，哄妹妹、洗衣服、洗碗，一个人走两个小时山路去上学。

不过，现实的艰难，并没影响到他对知识的渴望。在破破烂烂的家里，他甚至整理出一个“书房”。红醒带我们上楼，推开一间房门说：“这是我的书房。”我们看到，这间散发着霉味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几近散架的木床，还有镰刀、锄头等杂物。

“书房？哪里有书？”“现在没有没关系，以后这里会堆满书的。”笑容不多的他，沉浸在想象里，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长大后，我要当工程师，给妈妈造大房子，还有各种家务机器人。有了机器人，她就不用做那么多家务活了。”

临走时，小红醒叫住了我。“老师，你能帮我问问，那台无人机，我能借回家一次吗？我那天没飞好，还想再试试。”“你想要一台无人机吗？”“我家里太穷了，买不起。但我会好好读书，长大后努力赚钱，买一台属于自己的无人机。”

我们拿出两本《科学探索者》，送给小红醒。接过书时，他矜持地说了声“谢谢”，但一转头就翻了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

大家长的心愿

告别潘红醒，走回学校的路上，我们沉默不语。

尽管生活条件恶劣，但小红醒没说过一句“苦”。山外的大千世界，未知的新鲜事物，都激励着他克服贫穷，不断学习。

在兴联小学的4天里，我们见到了许多个“小红醒”。9岁的潘艳灵和12岁的朱美，每天5时多起床，来回走两个小时山路上课。有一天，她俩半路遇到大雨，没有雨伞，只好摘下路边的芭蕉叶，顶在头上挡雨。走到学校时，全身都淋湿了。

“这么远，为什么还要来？”“为了学习啊！”几乎不带犹豫的，两个女孩异口同声地说，“这些老师明年还能来吗？我们好喜欢他们上课啊。”

负责教数学课的大学生黄花龙，反复念叨着一个叫潘胜超的男孩子。他告诉我们：“数学课下课前，我布置下几道练习题，他跑过来跟我说：‘老师，你能多布置几道给我吗？’”“这些孩子对知识的强烈渴望，深深地打动了我。”黄花龙说。

令我们深受触动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兴联小学唯一的代课老师——潘国云。55岁的潘国云，在兴联小学当了15年代课老师。初中毕业的他，不仅自学考上大专，提升知识水平，还“承包”了学校的语文、数学、思品、社会、综合实践、体育等所有学科。除了教书，潘老师还要兼职当食堂“大厨”。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而他就是那个大家长。

“2005年有5个班，70多名学生，6位老师，包括学前教育班。”潘国云说，但到2016年，就只剩下他一个老师了。去年小学部撤销后，就仅剩下学前班的24名学生。

我们得知，潘老师拿到手的月工资，只有2000元。这点钱，对妻子生病的家庭而言，着实捉襟见肘。

“那怎么还一直坚持着？”“这里的娃娃需要读书，农户们也很支持我。我不懂的课程，乡中心学校也会指导我。”他说。

清贫的生活，常被温情点燃。“我有很多学生，他们大学毕业后，不忘来这里聚会。”潘国云说，“只要他们走出大山，振翅高飞，我的坚守就是值得的。也很感激你们的付出！”